《昨日的世界》介绍

作者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顺畅的文宇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Via 豆瓣读书；

《昨日的世界》书摘

这本书写成于1939年至1941年间，是茨威格临终前被流放的最后几年里完成的。在茨威格离世以后，1942年，该书才得以在斯德哥尔摩面世。

1914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给欧洲的大地带来灾难，我们也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还很少经历过那样的夏天，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花木茂繁。

我今天几乎可以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空气湿润而又不使人感到闷热；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郁郁葱葱的树林是一片新绿。当我今天一说起夏天这个词，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贝多芬就非常欢喜把它选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里去，是为了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后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那幢小小的乡间别墅去度过夏天的其余时间。在巴登，不必离开那座小镇就可以欣赏自然景色。讲究实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的风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丽的树林之中。到处都是露天的咖啡馆和餐厅。人人都可以随意和那些来休养的愉快的客人为伍，他们有的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游行；有的在小径寻幽。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奥地利为纪念彼得和保罗而举行庆祝的日子。就在这前一天的晚上，许多游客已经从维也纳来到这里。

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在公园的音乐会前比肩继踵，愉快而又无忧无虑。

那一天，气候宜人，一大片栗树的上空，没有云朵，那真是喜气洋洋的日子。

大人、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日仿佛已经预示了整个夏天将无比美好；举目望去，一片深绿、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使人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忧愁。我当时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

我今天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着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非常专心。不过，我还同时听得见树林间的风声、小鸟的啁啾和从公园那边飘过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那音乐的旋律，而没有觉得被打扰，因为我们的耳朵适应能力非常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声、还是喧嚣的街道，潺潺的小河，几分钟之后就会使我们的知觉完全适应。恰恰相反，只有一种节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顿倒会使我们悉心注意。

所以当演奏中的音乐戛然中止时，我不由得停住了阅读。我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哪部音乐作品。我只觉得音乐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树林中间散步的那一批穿着浅色衣服的人看来也有了变化。他们也突然停止了走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乐池。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公园音乐会平常要进行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必然有某种缘故，我继续向前走去，发现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堆、西一堆，正在纷纷议论一条显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几分钟之后，我打听到，原来是传来一份急电，说弗朗茨费迪南皇储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演习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命。

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愈聚愈多，把这一意外的消息一个传一个，但是说实在话：从那些人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我今天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有一天发现皇太子鲁道尔夫皇帝唯一的儿子在马耶尔林被人枪杀时，全城的人悲恸万分，大批的人涌向街头，想看一看灵枢，充分表现了震惊和对皇帝的同情，因为人们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进步和对人极富同情的皇太子，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但他却在盛年之际离去了。而费朗茨费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种在奥地利认为无比重要的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人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各种形式的交际。我曾经常在剧场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显得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一双冷冰冰的发呆的眼睛，从来不友好地看一眼观众或者用真心实意的鼓掌勉励艺术家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有过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姿势是轻松随便的。他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样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这两个人的周围，气氛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从心眼里讨厌弗朗茨费迪南，因为他的皇位继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统治权，而且还不懂得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机智地隐藏起来。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脖子象叭儿狗项颈，一样粗壮、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总有一天要带来什么不幸。

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预感，而是流传全国的预感。因此，关于他被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深深的同情。两小时以后，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

人们又在那里谈天、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重又演奏起音乐。在奥地利，有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出了详尽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对维尔塞亚采取政治行动。对皇室来说，费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那就是关于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分，尤其是考虑到他是为帝国因公殉职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即哈布斯堡皇室的传说陵园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费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而和皇室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费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绝不让步。怎么办让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园不，绝不允许这样办！于是，开始幕后大肆活动，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里去。当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宫里玩弄一场充满故意的权术。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负责典礼的官员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埋葬在阿尔茨台腾—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是死者自己生前的愿望。找到了这样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向遗体告别、出殡，以及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一笔勾销。两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尔茨台腾，并排埋葬在那里。一直好看热闹的维也纳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他们也已开始忘却这一悲剧事件。再说，在奥地利的人，通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尔夫皇太子的惨遭暗杀以及皇室各种成员不体面地出逃，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想法：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灾多难的家族历经磨难之后，仍将寂寞而又坚强地活下去。再过几个星期，费朗茨费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可是，过了大约一周以后，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而且各报纸的调门愈来愈高，时间又完全一致，这就使人觉得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了刺杀事件。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奥地利对本国—据说十分受人爱戴—的皇储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正在准备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塞尔维亚，不就是因为它出口生猪而签定了若干贸易协定吗我已整理好箱子，准备到比利时去看维尔哈伦，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石棺里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过，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我们大家都无忧无虑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和一位朋友走过葡萄园时的情景。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象今年这样的好夏天，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

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

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不过，这位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自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活。

在我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奥斯坦德附近的海滨小浴场勒科（LeCoq）度过两个星期；当时在勒科也同样是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堤坝上跳舞。来自各国的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尤其可以听到许多讲德语的人，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兰年年最喜欢把自己度暑假的游客送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来。唯一的打扰是大声叫喊的报童，他们喊着巴黎报纸上的吓人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准备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见那些买报纸的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不过，那也总是几分钟的工夫，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它们总是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我看见那些买报的人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见风筝在冉冉升起，海鸥在扑翅飞翔。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带有危险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往来，最后是几乎不再隐蔽的战争动员。我也不再整天呆在那块偏僻、闭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以便消息灵通一些；而消息却越来越坏。海滨依然有人游泳，旅馆里依然客满，堤坝上依然有许多来消暑的客人在散步、欢笑、聊天。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第一次加进了新内容，人们突然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出现，而平时他们是从不到海滩上来的。安放在小车上的机枪由狗拉着走过—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恩索尔一起度过的。詹姆斯思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素居、性格内向的人。饱曾为军乐队作过一些简单的、不象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本来是他很不乐意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高价售出，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朋友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因为他既贪图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当他脱手一张画，他总有好几天神志恍惚。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贡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觉得很开心，正当这样一队用狗拖着机枪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我重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

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精悍的诗，而且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得不咬紧嘴唇，免得笑出来。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位抒情诗人一定是细长、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就象他写的洗炼有力的德语诗一样。

他的诗追求非凡的简洁。可是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摇摇摆摆，胖得象只桶，红光满面，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是一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满自信，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完全沉湎在诗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不过，他的所有这些可笑之处，反倒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热心、正直、友好，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有一种几乎着了魔似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殷富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学受过教育，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也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国粹，他就越热衷。约克、马丁路德、施泰因是他少目中的英雄。

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爱写的主题。巴赫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绵似的，但是弹巴赫的乐曲却非常出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为之迷醉。但是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一名志愿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笑成怎样。他们很快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沮丧。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样，他现在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战报所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完全象威廉街导演的那样，最坏的罪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表现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简洁明了、印象深刻的诗句煽起对英国的仇恨，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

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

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

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和平的垂死挣扎

奥地利的那种局势也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变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没有经历过那种事的我当时还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几句，不过，面对那种国际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说也无济于事。但是，当我后来自己的书从德语界消失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只能通过翻译、即通过冲淡了的、改变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样，我在那一瞬间—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的长凳上坐等了一阵子之后，正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分证意味着什么。因为以前我曾有权要求得到我的奥地利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官员或者警察局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填发护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分证，我必须去申请。那是一种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还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我的外汇并纳税，现在我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我被降至即使还不是不名誉的那类少数人中间。此外，从此开始，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分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突然属于那类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留住时间太长，必要时，我们就会被驱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国家，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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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
序言
1 太平世界
2 上个世纪的学校
3 情窦初开
4 人生大学
5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6 我的曲折道路
7 走出欧洲
8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9 1914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10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11 在欧洲的心脏
12 重返奥地利
13 又回到世界上
14 日落西山
15 希特勒的崛起
16 和平的垂死挣扎
第一版 译者后记
第二版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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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個活在昨日的人：《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原作者，何以在戰爭結束時選擇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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